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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人世间许多看似稳固的物事，其初生时，多半是有些狼狈、甚至是被逼无奈的。譬如我们新兵连那段关于“发言”的风气，其形成的过程，回想起来，便很能印证这个道理。
那时节，每周雷打不动的，是开班务会。我们班的班务会，不知起于何时，立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人人必须发言；倘若金口难开，也行，那就请交上一份书面的思想汇报。这一手，实在是高明得很。我们这群半大小子，来自天南地北，肚子里墨水有限，握惯了锄头、玩惯了泥巴的手，要握起笔来写那些文绉绉的汇报，简直比五公里越野还要吃力。耗精力、费时间，且写得歪歪扭扭，自己看了都脸红。两相比较，自然是“说”比“写”要轻松些。于是，每逢班务会，大家便都抢着发言，倒不是思想多么先进，觉悟多么高，实在是图个利落——发言完毕，会便散了，那宝贵的自由时间，便可由着自己支配，去洗衣、写信，或是偷偷发会儿呆，都是极好的。
然而，“说”也并非易事。要总结一周的情况，总得回顾些事情，归纳出个一二三来，还得说得有鼻子有眼，不能太含糊。这对于我们这些文化水平不高，且大多拙于言辞的新兵而言，真是一道难关。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班务会的情景。班长宣布开始后，屋子里便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只听得见窗外偶尔传来的口令声。你推我，我让你，好不容易有人开了口，也是三言两语，干巴巴的，像晒蔫了的菜叶。有位憨厚的同志，憋了半晌，脸都红了，最后迸出一句：“报告！我觉得当兵很锻炼人，很好。完了。”此言一出，仿佛道尽了所有人的心声，大家纷纷附和，然后便眼巴巴地望着班长，意思是：可以散会了吧？
整个班务会，从头至尾，不满十分钟。班长的脸色，由期待转为严肃，又由严肃转为一种哭笑不得的神情。他沉默了片刻，嘴角牵动了一下，说道：“你们的概括能力，真是令人敬佩啊。毛主席他老人家，用一首《长征》诗，八句五十六个字，概括了二万五千里的艰难险阻。你们倒好，用一句话，就概括了一周的训练、学习、生活。了不得！既然大家概括能力这么强，那咱们就定个规矩，以后汇报，每人必须讲够五分钟。讲不够的，”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们每一张脸，“就按老规矩，书面汇报。”
这“五分钟”像一道紧箍咒，牢牢地套在了我们头上。第二次班务会，气氛便大不相同了。人人面前仿佛都摆着一只无形的钟。为了凑够这要命的五分钟，大家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有的从周一的起床号开始说起，絮絮叨叨，像记流水账；有的东拉西扯，前言不搭后语，刚刚还在说练习瞄准，忽然就跳到了食堂的饭菜咸淡；有的实在无话，便反复强调“要认真”、“要努力”、“要刻苦”，像留声机卡了壳。总之是“东一锤子西一耙”，热闹是热闹了，却全然是“文不对题，说不到点子上”。五分钟是勉强凑够了，但听下来，只觉得耳边嗡嗡作响，究竟说了些什么，怕是发言者自己过后也记不清了。
班长听着，眉头是越皱越紧。他倒没有发火，只是等大家都“熬”过五分钟之后，又开始教方法了。他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但条理却异常清晰。他说：“总结汇报，不能想起啥说啥。得有个纲，有个目。我告诉你们，这玩意儿，万变不离其宗，离不开这么五条：一是政治学习上，有什么收获，认识提高了没有；二是工作训练上，态度端正不端正，成绩如何；三是思想作风上，有没有松懈，有没有怕苦怕累；四是团结互助上，帮助了谁，又得到了谁的帮助；五是遵守纪律、执行制度上，做得怎么样。以后，你们发言，就照着这五个方面去靠，去琢磨。每次都要涉及，少一条，”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一眼，“那就对不住，还是得书面写检查。”
这番话，不啻于在我们混沌的脑海里，点亮了一盏灯，架起了一座桥。先前觉得发言是漫无边际的跋涉，如今忽然有了路径，有了站牌。政治、工作、思想、团结、纪律，这五个词，像五根坚实的柱子，撑起了我们发言的框架。
从那以后，第三次，第四次，乃至新兵训练结束时的班务会，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再不必为无话可说而发愁，反而常常觉得五分钟不够用。每个人都开始学着观察，学着思考。训练场上流的汗，学习本上记的笔记，战友间一句关切的问候，甚至自己内心一闪而过的畏难情绪，都成了可以纳入这五个框架里的素材。我们开始学着用“我认为”、“我体会到”、“我认识到”这样的词句，来组织自己的语言。起初还有些生硬，像小学生造句，但渐渐的，竟也流畅起来。后来，有的人发言条分缕析，内容充实，一不小心就能讲到十分钟、二十分钟，以至于班长不得不常常笑着打断：“行了行了，打住！意思到了就行，再说下去，天都要黑了！”
于是，班里的总结汇报，从此变得井井有条。更重要的是，在这看似刻板的“五条”训练中，我们确实于无形中锻炼了归纳问题的能力，也磨练了在众人面前说话的胆量。从最初的面红耳赤、语无伦次，到后来的落落大方、言之有物，这种变化，是连我们自己都能清晰地感觉到的。一种敢于在不同场合发表自己意见和看法的风气，便在这每周一次的被“逼”无奈中，悄然形成了。大家后来聊起，都觉得受益匪浅，这种能力的培养，直到今天，仍在工作与生活中起着作用。
回望这段往事，我常想，风气的形成，大抵便是如此。它并非凭空而来，也非一蹴而就。它需要一种初始的推动，有时甚至需要一点“强制”的意味，如同春寒料峭时，逼着种子破土。然而，光有压力是不够的，那只会催生出敷衍和扭曲。更关键的，在于这压力之后，是否有那座通往光明的“桥梁”——那便是正确而有效的方法。我们那位班长，他并没有高深的理论，但他给了我们那朴实无华的五条，这便是方法，是一座将我们从沉默窘迫的此岸，渡向从容表达的彼岸的桥。有了桥，人们才愿意走，也才知道该怎么走。走的人多了，走得顺了，便成了路，成了风气。
如今，我参加过大大小小许多会议，见过口若悬河的，也见过沉默是金的。有时看到年轻同事在台上局促不安，我便想起新兵连的那些傍晚，想起那从一分钟到二十分钟的蜕变。风气需要培育，而良好的方法，正是培育一切优良风气那最不可或缺的桥梁。这道理，放在哪里，想来都是不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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