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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在陕西长大，对秦音有着特殊的感情，电视剧《主角》的出世自然引起我的兴趣，但看了一些片段，觉得与自己的成长经验不符。说出来与大家分享。
电视剧《主角》由张艺谋担任监制，女主角名为忆秦娥（本名易招弟、易青娥），全剧以她半生唱戏沉浮为主线，大量笔墨刻画她身处剧团人际倾轧、同行竞争的内卷环境，依靠日复一日独自苦练熬过所有磨难，最终站上舞台成为名角。一如张艺谋早年《山楂树之恋》，偏爱塑造纯粹懵懂、依靠一己之力对抗周遭困境的少女形象，叙事重心始终落在个体的隐忍与拼搏之上。
剧集虽完整铺展数十年社会变迁，记录戏曲行业随时代起落的全貌，却仅将时代作为故事浅层布景，极少深入剖析时代大势、行业环境、制度格局如何从根本上左右艺人的生存与出路，极易让观众形成 “单凭个人能力、内卷苦熬便能突破一切外部限制” 的认知。这种叙事偏向，也是当下诸多热门文艺作品的通病：窄化传统 “诗言志” 的开阔内涵，沉溺狭隘个人主义成功叙事，割裂人与时代共生共存的辩证关系。虽剧集结尾借秦腔非遗传承稍稍拓宽格局，但主线内核依旧过度放大个体奋斗的作用，遮蔽“人是时代的产物”这一根本道理，也正因这套 “单打独斗逆袭” 的叙事逻辑，收获大量观众追捧。
客观来说，剧集记录秦腔行业数十年兴衰、刻画普通人谋生挣扎有现实价值，但过度放大个体苦修、人际竞争这类内卷手段，弱化甚至淡化时代大势、制度环境、整体格局对人物命运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当下一些反映历史和现实题材作品的通病，恰好能对应我强调的 “诗言志”原则在当下的失落的问题。
传统文论 “诗言志”，核心从来不是个人得失、一己荣辱，而是将个体志向同家国大势、时代使命相融，人的理想依托时代格局而立。可如今一些影视剧、文学创作，普遍丢掉这一内核，走向脱离时代的单打独斗的个人主义。
这些作品叙事逻辑单一化，把成功完全归因于个人拼命内卷、博弈钻营，默认只要个人能力足够强、肯熬肯争，就能突破一切外部限制；《主角》便是典型，全程浓墨重彩写忆秦娥吃苦练功、和同行争夺登台机会，对不同年代文艺政策、文化发展大环境的托举作用一笔带过，仿佛她的成名基本是靠自身韧劲。
割裂人与时代的绑定关系，制造 “脱离环境也能成事” 的错觉，这样的价值导向回避一个根本道理 —— 人是时代的产物，不存在游离于历史环境之外的英雄。这样脱离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的个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作过中肯的评论，他说：
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这种‘出族、法外、失去坛火（无邦无家）的人’：荷马曾卑视为自然的弃物。这种在本性上孤独的人物往往成为好战的人；他那离群的情况就恰恰像棋局中的一个闲子。[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8页。]
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社会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页。]
我常以潮汐和游泳作比方阐释这层逻辑，我在《战略学札记》中说：“落潮之时，越游离岸越远；涨潮之际，静漂自可登陆。”游泳上岸，决定性因素主要不是游泳技术，而是潮势。涨潮顺势之时，哪怕技艺平平，借着大势便能顺利靠岸；退潮逆势阶段，纵使水性顶尖，再怎么奋力挣扎也难以抵达岸边。
人不是被能力打倒的，而是被辩证法打倒的。优点的过度使用便是缺点：会开车的栽在高速路上，会游泳的栽在深水里，会打拳的栽在拳头上，口才好的栽在电视上。牢狱中关的多是高智商，而谁见过盲人被车撞死的。一身本领，若不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反而容易在逆势内耗里招致灾祸。
放到忆秦娥身上同理：若把身怀戏曲天赋、肯吃苦的她，放置在文化发展停滞、传统戏曲生存空间日益萎缩的 “退潮时代”，再出众的功底也无处施展，日复一日的苦练只会变成无意义的自我消耗。个体才干能否转化为成就，终究由所处时代的整体环境，特别是政治制度环境来决定。
潮汐的道理不只适用于文艺人物，放到治学、行业、科技及国家发展层面同样成立。没有土地公有，钱学森、邓稼轩的核科学天赋就无施展的空间，今天中国高铁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便无从谈起。
我自身深耕战略研究多年的经历，对此体会极深。我的经历还不如《主角》中有几人扶持的忆秦娥。我出生西安，在陕西大荔下了四年乡，后考上西北大学，毕业后又被分配到临潼县当中学英文教师，后又考研究生到天津，毕业后去杭州教大学。山东读博士后来到北京做战略研究。一生没有当过含科级以上的领导，没当过硕博导，更与“黄河”“长江”“杰青”无缘。一句话，文章多，著作多，而社会性的荣誉几乎没有。即使如此，我最深的体会还是：我的宏观战略研究，只有在统一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落地，在新时代才能进一步深耕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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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身处旧中国遑论今日印度，私有利益使国民四分五裂，私有制度使国家没有完整统一的国家视角，我的宏观全局性战略根本无从谈起，再完整的研究视野，都会被各方势力拉扯、消解在内卷纷争里。果如此，其中的我，最多只是一个扯嗓子喊的无用“愤青”。我在印度尼赫鲁大学，见到这样的青年太多了。他们毕业后最大愿望是去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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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格局影响思维边界。我曾前往印度实地观察，印度疆域广袤，但土地私有制使国家利益严重割裂、族群与地域矛盾盘根错节，各方利益诉求互相对冲，长久陷入内部消耗。这种持续不断的内部内卷，天然消解宏观顶层规划的实施空间，放眼长远的大战略思维更是无从谈起。
欧洲亦是同理，各国疆域狭小、主权分散，多方利益如同夹角极大的矢量，矢量夹角越大，整体合力就越小，力量彼此抵消。这也是欧洲难以产生像中国、苏联这种可以全域性和体系性地实施大国战略的根本原因。
统一、凝聚的制度与版图，会形成同向合力托举个体；分裂、割裂的环境只会催生无休止内卷，再出众的个人能力都会被内部消耗吞噬。欧洲有拿破仑，如果没有法国，拿破仑最多只是科西嘉一个“愤青”；同样，法国若像中国一样也是欧洲的重心和中心，拿破仑就不可能被英国打败，更不可能被英国困死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
如今诸多热门文艺作品一味渲染 “个人内卷制胜”，片面夸大个体力量、遮蔽时代底色，本质是丢失了传统 “诗言志” 心怀天下的开阔格局，沉溺于狭小的个人得失叙事。但这样的叙事与中国人的经验是不相符的。
我的结论是：世界没有仅凭个人能力扭转大势的孤勇者，英雄是时代的产物而不是相反。《主角》中忆秦娥能成为一代秦腔名伶，看似是她单人拼搏的结果，如果离开几十年社会主义制度及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她的刻苦与天赋便无着落。我今年六十有九，一生最深的体会是，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我的刻苦与天赋也一样会没有着落。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单打独斗且能一往无前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马克思说得也非常好，他说：
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总之，文艺创作应当兼顾个体奋斗与时代大势，既要书写普通人的坚守努力，更要写清托举人的时代、制度与整体格局，真正复归 “言志” 的厚重与开阔，而非只讲内卷竞争的个人成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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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文木；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张文木战略”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发表于 2026-6-24 04: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