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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议后的欧洲各王朝自称“保卫欧洲和平”，但实质上是在联合压制各国人民的革命。
直到今天，许多反动派也会把自己包装成“稳定力量”或“文明守护者”。因此，他们在主观语言上不说自己是反动派，但在客观行动中，他们的反动性暴露无遗。
反动派的自觉往往比革命者更敏锐。因为他们身处特权阶层，比普通群众更早察觉到历史的潮流会威胁到自身。
历史上许多革命在初期常常带有一定的朦胧性，人民群众的觉悟还在逐渐形成，革命纲领也在不断明确。但反动派往往比革命群众更快地意识到危险。正因为他们的地位和利益一目了然，他们能比群众更早感受到历史的威胁。
巴黎公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871年，巴黎工人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但法国资产阶级和凡尔赛政府立刻反扑，他们深知如果让公社存在下去，整个资产阶级统治都会崩溃。于是他们在短短几天内屠杀了两万多名工人，把巴黎的街道染成血河。
可见，反动派并不是迟钝的，他们往往比革命者更清楚斗争的残酷性，因此也更加疯狂。
反动派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反动并不是一种偶然的个人思想，而是一种阶级本能。
当旧制度走向灭亡时，代表这个制度的阶级自觉地用一切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必然的。
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者之所以反动，并不是因为他们愚昧不懂潮流，而是因为他们天然地知道自己的利益与历史发展相冲突。
地主知道自己要捍卫土地，资本家知道自己要捍卫利润，帝国主义者知道自己要捍卫殖民掠夺。正因为他们明白得很，所以他们的反动不是模糊的，而是清醒的、顽固的。
即便他们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制造幻象，用宗教、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词汇来包装，但他们行动的方向从未模糊过——就是死守旧制度。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反动派确实知道自己是反动派。他们或许不承认这个称呼，甚至会用“文明”“传统”“秩序”等词来粉饰，但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在保护什么，也清楚自己与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对立的。他们的反动并非出于无知，而是出于自觉的阶级本能。
也正因为他们知道，所以他们注定失败。
反动派的顽固和清醒，使得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反复、血腥。每一次革命的彻底化，往往都是反动派的反扑迫使革命力量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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