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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6 07:40:2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天地沙鸥 于 2023-12-6 10:10 编辑

  读书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四同年日见长大,父母亲们鉴于我们整天无所事事,怕惹出祸端来,也就开始着力管教。而最好的方法就是送我们去读书。于是,他们分别将我们送进学校。
  当我们分到新书时,心里非常高兴,也着实听老师的话。整天不是捧着书高声朗读,就是拿起笔认真地学写字。学语文,学算术,我们挺有兴趣的。唱歌、体育、图画,我们对这几门功课情有独衷。尤其是体育课,教我们的是来自临海的叶志周老师。他教育孩子挺有方法,一切都从激发我们的学习兴趣着手。往往在体育课时,总是训练一番:整队啦,集合啦,走步啦,跑跳啦……操场上不时发出我们整齐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一、二二、三——四!”的齐喊声。训练累了,就开始做轻松的游戏,讲生动的故事,《红军长征过山崖》的故事是我们最爱听的。
  读二年级的时候,任务重了些,要求高了些。教我们语文的是宝冠老师,他身材魁梧,可是满头白发。他对孩子们管教十分严格。青苍、纯鸟背地里叫他白桑羊;还用竹子制作了弓箭,去射他家就长在小学校旁边的红柿。那几棵大红柿树,一入秋天,树上挂满了一个个红红的柿子。叫孩子们看了十分眼馋。起初大家用石块飞打红柿,打下来了许多。可是石头不长眼睛,往往扔到老师的屋顶上,招来一顿批评。后来改用弓箭,也能射下红柿。且没有后遗症,我们几个乐此不彼。
  宝冠老师虽然严格了点,但在他的管教下,我们的进步却非常快。像《黄浦江》那么长的课文,两三天我们就全能倒背如流,他很高兴,对我们一再嘉奖。夸我们很有出息,而把我们造弓箭射了他家的红柿之事放置脑后,只字不提了。而且还摘了红柿让我们品尝。
  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没有完整的书可读。我们只能背毛主席语录。下课了还是背语录,回家去抄语录。大家一片齐声地高声朗诵着。鸿飞一屁股就坐到桌子上去,老师很生气,罚他背当天学的语录。他到老师的跟前,那老师凶神恶煞似的圆瞪着眼,手里还拿着可怕的竹鞭。幸亏鸿飞已将当天学的语录背得滚瓜烂熟。老师这才无话可说。
  四—六年级我们只能参加社会劳动实践:学工、学农、学军。年龄大点的同学手戴红卫兵袖章,扛着大红旗到全国各地大串联去了。老师当然也都去大串联了。一段时间之后,老师们回来了,他们率领我们去砸庙里的菩萨;去抽出当权派批斗;放大字报;去监督“黑五类”扫街道……总之,老师领着我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放大字报挺有意思的。用废报纸,在上面用毛笔写了大字,一人把大字报拿在胸前,几个人敲着锣、打着鼓把大字报送到当权派手里。当权派得亲自出来迎接大字报,嘴里还不停地说着:“我有罪,我有罪!我改正,我改正!”的话儿。完了还得将大字报恭恭敬敬地贴在自家或其他更醒目的地方。
  批斗当权派太武了点。要他们跪在台上。下面的群众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齐声呼喊口号。有几位红卫兵上台去责问当权派:“你动手打过几位学生?”“你去供销社开过几次后门?”“你睡过几个女人?”……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要问。当权派只得一一回答,如果支支吾吾,那台下的群众又齐声高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叠连声的齐喊。鸿飞却要他们背毛主席语录,得一字不漏地背,否则,再给我背一次!
  就这样过了两年多,局面总算平静了些,我们又开始复课,这个叫做“复课闹革命”。只读了最后半年小学,叫做过渡班。读过渡班时,我们学得很调皮捣蛋。常去小学校上边的田里争“炮台”,田中央有块巨石,小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往上挤,把人家拉下来或是挤下去,自己上去。那时,我被天寿从“炮台”上拉下来。他用力猛了点,我被从上面拉下时,下巴颔正好重重地顶在了天寿的头上,天寿被撞晕过去了,我撞掉了半颗牙齿。
  接下去进入初中。初中两年,学习正常,老师教得勤,学生学得努力。进步非常之快,似乎把以往的损失补回来了些。数学老师喜欢讲故事。他在数学课上给我们讲“冯渊客孟尝君”的故事,我们非常喜欢听,他讲得出神入化,我们听得如痴如狂。
  子君喜欢恶作剧,在班长喜庆带的麦饼里插了许多条狼基杆;在恭琴的耳朵上沾了纸糊的长耳朵,后来还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山毛兔”。我刮了许多松脂涂在子君的坐凳上,子君坐上去粘住了。这时,班长善庆喊起立,子君连凳子站起来,板凳子重重的砸在后桌庆周的脚板上,立刻红肿起来。庆周痛哭着怒骂子君。子君在怨我,再后来我们几个都被老师叫去接受批评。
  班主任谢老师还带我们去大公水库参观。那是清明节以后的几天,我们带着糍粑和水壶。路上走累了,我们就吃糍粑,喝凉水。有道是“糍粑拌凉水,不是半日(忽冷忽热的一种疾病)就是鬼!”那晚,天寿联系了一间很冷清的房子,据说那房主人是个刚刚上吊而死的白胡子老人。同学们不知情,我得到了点消息,入夜睡觉时,我们集体通铺而眠,一排总有三十多人。我脑子里总是浮现着白胡子老人的影子,睡着了做了个奇怪的梦:那白胡子老人从空中飘然而至。他用脚踢了踢我,叫我到上面棚上去睡。我一觉醒来,害怕极了,慌忙钻进同学中间睡去,不一会儿,边上的继彬一叠连声地喊着“白老倌,白老倌!”肚子疼得要命。大概是路上拌冷水吃了糍粑,得病了。他事先也可能知道白胡子老人吊死之事。于是我们七手八脚将他送到卫生所诊治。而我们再也不敢回来睡觉了。只得选了一间老屋,在楼上的神龛前将就着睡了一夜。
  入冬时,东岳西岭四乡的初中毕业生都集中到宫前中学进行高中入学考试。在考语文的时候,我绞尽脑汁终于写完了作文,可人却晕了过去。考后发榜,我被录取,而且还考了个第二名。
  到了第二年开春,我们挑起书笼铺盖,一路步行到了永二中就学。我被分在一连,那时一切都革命化,军事化。学军嘛,班也得改个名称叫做连。全区共有三个连。都是通过考试进来的。同学们成绩都不错,学习也很勤奋的。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又在轰轰烈烈地掀起了高潮。紧接着两派拉山头打起了内战。我们就住在屿山背上,屿山旁边是区广播站——“民指”指挥部所在地。入夜,炮联五六个人冲进广播站抢了“民指”的几条枪,“民指”连夜追击,,一时枪声四起,闹得我们人心惶惶。我们赶紧起床,整理书笼铺盖,随时准备逃跑。第二天“民指”追击到周家楼,打死了几个人,“民指”罗浮支队当时也开进去帮助围剿,参战时,一人让一颗流弹击中嘴巴,子弹从左边进,右边出,满口牙齿全被打掉,舌头都被打去了大半截,这就是有名的“周家楼事件”。学校就不能再上课了,我们也就回家待命了。直到高中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才把我们召了回去,是九月分才开的学。学校秩序比较正常,社会平安,我们又可以安心地去读书了。
  那时,公路没修好,我们只能步行去学校或者回家。“生女勿嫁岭头山,十八条水路真难行!”果真如此,我们去学校要经过不知多少条水路。秋天又是洪水泛滥的季节。比我们高一届的学友,她那天放假回家,到了宫前鹤洋丁步时,就被刚冲过来的洪水卷走。幸好当时有很多同学下水抢救,她才幸免于难。过不多久,我们七八个同学从学校回家,到了鹤湾丁步之时,洪水突然从上游猛冲下来,一下子涨满整条溪流。我们七八个人已经走上石丁了,便慌忙退了回来。天福自告奋勇,他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我过去叫姐夫把船开过来接你们过去!”他也不听我们的劝告,蹬蹬蹬一路走过去,到了排江口——供船只通航的地方,那木桥已被冲走,他一脚踏空,一下子跌进水里,让那迅猛的洪水卷走。正在下游干活的他的姐夫,急忙下水救人。拉是拉住了,可水流实在太急了,两人一起又被卷入深潭。再后来,幸好深潭边上有许多人干农活,他们一起下水,才把天福他俩一起给拉了上来。这年冬天,我们终于平安地渡过了这难以忘怀的高中生活。喝了毕业酒,拍了毕业照,分了毕业文凭,我们就这样算是读完了高中。当时高中学制两年,可我们正式上课或者说正常上课的时间仅有高一开头的一个学期和高二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算起来还不到一年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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