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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动荡的晚唐社会对诗风变异的影响
摘要：晚唐诗坛树立了感伤与漂亮相统一的楷模,为我们探索、研究现时代诗词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借鉴与展望。例如：对李商隐与杜牧诗歌的内容、意象、诗风、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的解析可知，以“小李杜”为代表的一批晚唐诗人的诗风是如何受动荡的社会的影响而产生新的变异。
1、动荡的晚唐社会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指出从唐敬宗和唐文宗时期开始，唐帝国就开始出现明显的衰败倾覆之势。“于斯之时，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在这个大背景下，晚唐诗人身处社会下层且被政治边缘化，无人直接进入朝廷权力中央，缺乏干预现实政治的条件和环境。加之，科场落第，劳碌旅途、穷饿艰难的境遇挫伤了他们的锐气与自尊，已不能再有盛、中唐诗人那种对政治、对生活的饱满激情开阔的胸襟和气势。大都忧时嗟生、消极悲观，情感也由正面面向社会转向关注历史变迁，咀嚼闲散生活的滋味，怀古咏史与情爱闺阁。
2、杜牧与李商隐
2.1.晚唐社会的气氛和诗歌的审美情趣
晚唐日渐衰败的王朝命运与忧患深重的时代主题形成了晚唐诗人普遍的苦闷、绝望、凄苦以及世事苍凉的感伤心理。例如：赵荣蔚在《晚唐士风与诗风》一文中就把晚唐诗人分为：苦吟诗人群（包括顾非熊、姚鹄、刘得仁、周贺、马戴、喻凫、郑巢、李频、方干、刘威、任翻等）、格律诗人群（许浑、刘沧、张祜、赵嘏）、小李杜和温庭筠、懿僖之际的尚俗寒士诗人群（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曹邺、刘驾、罗隐、杜荀鹤、李山甫）。而最具代表的也最为我们所熟知的莫过于这对“双子星座”——小李杜。
元和九年至元和十一年，中唐重要的作家相继离开文坛;元稹、白居易虽然还在活动但他们的诗风从元和后期因历经政治波折已转向了佛道。白居易的《序洛诗序》可见一斑:“……今寿过耳顺幸无痛苦；官至三品免罹饥寒……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实本之于省分知足……”(《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一)他们的诗歌里再也找不到早年的讽谕说、风教说了。因而，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登乐游原》）
长空澹澹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看取汉家何似业？五陵无树起秋风。（杜牧《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
这两首唐代登临游乐胜地乐游原的诗，不仅是他们一时伤时怀旧感情的表露而且其情调和气格都很恰当地表达了晚唐社会的气氛和晚唐诗歌的审美情趣。似乎晚唐诗人正是在秋风中夕阳下走上诗坛的。
2.2.感伤情调与深刻的诗化凝聚
杜牧，字牧之，生于德宗贞元十九年卒于宣宗大中六年即公元803至852年享年50岁。李商隐，字义山，生于宪宗元和七年卒于宣宗大中十二年即公元812至858年享年47岁。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大致集中在穆宗、敬宗、文宗、武总、宣宗朝，这时的唐王朝已由中兴逐渐走向没落，大有“山雨欲来山满楼”之势。生活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局之下，诗人以他们敏感的心灵感触到了社会政治的变动，可又无可奈何，只能以诗发之，自觉抒发时代和社会赋予个人的真实情感。翻开他的诗文随处记载着理想破灭、襟抱难展、偃蹇困顿交织着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惶惑、感伤。而这种感伤情调在他们作品中的渗透，更是表现为一种深刻的诗化的凝聚。
3.结论
那种歌颂山水的博大襟怀，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昂扬奋发的浪漫主义激情的盛唐美学理想为晚唐的“黄昏之美”所取代：诗的境界由雄浑、阔大、外展，转向纤弱、琐细、内敛；诗人的情绪，也由昂扬、明朗、欢快，转向低沉、黯然和忧郁。诗歌表现的主题走向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对情感色彩的捕获追求。诗情有时深邃，有时清淡，有时沉郁，有时飘逸，将历史的兴衰和哲理的思索寓于诗的形象之中，悲观性的抗争性和思绪都溶化在诗的浓重氛围里，正如清初叶燮论及晚唐诗曾说：“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菊丛，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美乎？”(《原诗》外篇下)，给晚唐诗坛树立了感伤与漂亮相统一的楷模。也为我们探索、研究现时代诗词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借鉴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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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28 13:25:35
发表于 2022-12-29 05:5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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