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个普通人的离世，不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波澜，他生活的痕迹很快就会被岁月抹平。我是他的儿子，如果我不为他做点事情的话，他在这个世界还能留下什么呢？

再说了，作为幼子，我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特别是他在东莞陪我工作和生活了10年，我经常会跟他说说工作上的事情，很多同事和朋友也都认识他。父亲离世一年来，我脑海中经常冷不防会跳出一些和他一起的生活片段，有时候开车在一个地方经过，也会猛然想起，我和父亲曾来过这里。所以，这让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把这些生活片段记录下来，也算是对他的一种纪念。

我的父亲生于1941年9月2日，卒于2022年1月19日，辞世时刚刚年过80。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粤东莲花山脉下的一个客家小山村，村后就是连绵不断的莲花山。父亲少年时很有才气，不但学习很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字，记得我读大学时，我父亲给我写的信是全班里字最好的家书。而且我父亲精通音律，在村里是民间乐团成员，在那个年代的“大队”宣传队里他是核心骨干，他除了是一名二胡手以外，还是宣传队里主要的词曲创作者，宣传队里原创的歌曲都是出自他手。

或许是天意弄人，或许就像父亲所说的祖坟风水不好，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的他在高考时却名落孙山，未能实现读书走出山村的少年梦想。高中毕业后父亲回到村里，尽管未能考上大学，但是他依然是村里叫得响的“知识分子”，村大队书记也很爱才，让回乡的父亲在大队里任文书的工作，父亲后来在村学校里教书。所以，尽管父亲是个农民，但他前半辈子根本就没有参加过农活，村里大事小事都会请教父亲，听听他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我记事起，我父亲都很受村里人的尊重，他去世后，村干部给他评价“德高望重”，可见他在村里人的地位。

父亲在村里任文书期间，在公社里也小有名气，公社领导几次欲调他去公社上班，都被村干部拒绝，村里存有私心，怕父亲的调任对村里的工作产生影响，就这样父亲失去进入“体制”内的机会。在任职村里老师期间，他的身份还是“民办教师”，一直也是编制之外，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民办教师”纷纷获得转正的机会，但此时，父亲在之前就已经辞职，外出做生意去了，他再次失去身份转变的机会，因此，父亲一辈子“农民”的身份一直都没有褪去。

我童年时，经常跟在他的后面，父亲特别喜欢捞“大水鱼”，记忆很深的就是和他一起去捞“大水鱼”。村前有条小河，河水的发源地就是村后面的莲花山深处，每当山洪爆发，河水快速上涨，浑浊的洪水蔓延在河堤上面，水中的鱼虾被洪水冲得晕头转向，停留在岸边的草丛中。父亲就会带上我，他在前面捞鱼，我拿着鱼篓跟在他后面，运气好的时候，就村里一段不到一里长的河堤，就能捞上三两斤的鱼虾，即使运气差些，也能捞个一两斤，够家里人打一次牙祭的了。现在每次和父亲说起这些事，他那皱巴巴干瘪的脸上，总会绽放笑容。

山村的夏天非常闷热，父亲喜欢在夏天睡午觉，因为太热，所以父亲会抓着我睡在地板上，房子很闷热，地上很凉，这种冰火两重天让我很难受，我就会偷偷趁着父亲睡着的时候溜掉。溜出来的我经常在山脊上狂奔，盛夏的正午烈日当空，没有一丝的风，树叶一动不动，这个世界仿佛凝固了，夏天有漫山遍野可以直接吃的大红花，秋天有漫山遍野的当泥花，父亲醒来后从不问我去哪里了。现在我在夏日的午睡中还常常会梦到自己在山上撒野，醒来后忍不住泪崩。

作为乡村教师的父亲，养育我们兄妹三人，肯定不容易，他和所有的中国父亲一样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学校里的老师经常聚在一起合伙杀狗吃狗肉，那些公办老师因为孩子不在身边，分到的狗肉都是自己吃掉的，而我父亲却总是用家里那个铝制的食盒装回来给我们三兄妹吃，记忆中，每次吃狗肉都是在晚上的，父亲会在夜幕下一边抽着烟，一般看着我们吃，脸上笑眯眯的，仿佛比我们还幸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家乡流行种植蘑菇，我们家也把房子腾出来种蘑菇。种蘑菇很辛苦，我每天都会跟着父亲早上摘蘑菇，晚上给蘑菇喷水。种蘑菇的季节是冬天，每天六点多就跟要着父亲出门去一里路外的老屋摘蘑菇，摘完了要切脚，再拿到路边给贩子收购，然后才回家吃饭。有时候太忙没有时间吃饭直接去学校上学，父亲就会买上糖果到学校里，课间会叫我去吃糖果。因为种蘑菇家里条件改善了许多，父亲也经常会带我去小店买零食吃。

父亲年轻时特别喜欢吃番茄，那时候番茄是稀有的食材，记得有一次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县城买东西，本地俗话叫“出汤坑”。没想到我们在半路上碰到有人卖番茄，父亲就下车买了番茄，再买上半斤肉，跟我说，“我们回家吃番茄吧”，于是我们“出汤坑”的计划就取消了，直接回家煮番茄吃，那时候应该也就是上午10钟左右。

父亲特别喜欢看三国的故事，小时候父亲总是从学校里借来《三国演义》连环画看并讲给我听，我从小在他“熏陶”下，我也很喜欢三国的故事，也是一本一本地看三国演义连环画。小时候在农村很少到电影院看电影，但是有一次听说有一部关于三国故事的电影在县里电影院上演，爸爸很高兴买好票带我去看，没想到是一部三国戏的京剧，看到我们两个云里雾里的。

在我的童年那个时代，孩子挨打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我的父亲不喜欢打孩子，我自己挨打有过两次，看见哥哥挨父亲的打只有一次，姐姐没有被打过。打得最狠的那次，是我放学后伙同几个小伙伴去山里摘野果，不知不觉天色暗下里了，可是我们已经走到深山里，后来摸黑走出山林，回到家后，我没逃得了挨打，妈妈说，“我们找得好苦，担心死了”，算是给我说明了挨打的理由。晚上我和那些小伙伴又去别人家看《霍元甲》，一问没有一个逃得了挨打的，尽管我们作为小孩子贪玩，无心之失。还要夸一下我父亲打得最精明，用竹子枝丫打我小腿，既不会把孩子打坏打得又疼。

分田到户后，作为没能脱掉“农民”身份的父亲，免不了要赤膊上阵种地了。犁田耕地最基本而且最重体力的农活，父亲从头学起，村里那些“资深农夫”见到父亲犁田耕地的样子，不禁嘲笑他，教书先生也来种地，看你今年有没有收成？父亲回怼他们说，你以为你种了一辈子地就很会种地啊？他们还是嘲笑的口吻，那走着瞧。父亲是有知识的农民，当然不会只凭经验种地，再说他也没有什么经验可谈，他有的只是别人没有的钻研精神。一年下来，我家的地产的稻谷比周边的都高，而且投入人工还少，我父亲并没有按照传统那样的“精耕细作”，那些嘲笑过他的人，也不吝啬他们的赞美，“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是发自内心的服气。

自打分田到户后，我也经常参与家里的农活了，经常跟父亲一起种地。父亲喜欢种地之余抽空抽抽烟，农村地头干活的男人一般也会聚一起抽个烟聊个天。有一次，父亲邀请毗邻田里干活的一位乡亲过来，歇歇脚一起抽烟，那位乡亲过来看看我干的农活，夸我说，“你这个儿子以后干农活肯定是一把好手！”父亲马上脸色一变，“我的儿子以后干嘛要干农活？不给你抽烟”，可怜那位乡亲“拍马屁拍在屁股上”，悻悻而去。

初中升高中考试时，我入围了市里最好的高中东山中学的分数线，校教导主任和父亲原是老同事，他兴冲冲骑着自行车到我家来报喜，并通知第二天要去县里某中学体检。说实在，我压根就没有想过去市里读书，所以这虽然是一件喜事，但事出突然，父亲和我都有点犹豫，教导主任本来是满腔热情没想到来了一盆冷水，“孩子能到更好的学校读书很不容易，多少人抢都抢不来，你们商量着办吧”说完，屋也没进骑着车就走了。

我们全家商量了一下，觉得还是让我去东中读书好一点。但是背井离乡我还是有点忐忑不安。第二天一大早，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去体检，我一路上心事重重，对父亲说，我还是不想去东中读书。父亲停下车，把我叫到路边，你可要想清楚，如果你不想去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头，但是你不要后悔，以后也不要怨我。经他这么一说，我也没再说什么，跟着他去体检了。

要养育三个孩子，而且都在上学，我父母过那个“子女关”很是辛苦。特别是我上的高中，是城里的消费水平，除了学费要交钱以外，一日三餐都是买饭吃的，如果在县里上学的话，可以自己带米带菜去，可以节省一点。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托堂哥给我带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生活费，我打开一看，里面零零碎碎的钱，甚至有分票，我忍不住流下眼泪，我猜到父亲一定是把身上所有的钱都装在这个信封里了，哪怕是一角一分。

为了养儿育女，父亲也是绞尽脑汁，在我读初中时，父亲辞去民办教师的工作，下海经商去了，一个带着书生气的农民，想在尔虞我诈的商场上混，有多不容易。在外面折腾一段时间后，父亲回到小山村，开始承包林场的伐木生意，家境渐渐有点起色，外加父亲和母亲租种了别人的天地，虽然辛苦，但是父亲和母亲总算熬过“子女关”。

记得读大学时，家境已经不错了，父亲每次给我寄钱，都是一千一千以上地寄，那时候在北京一千以上的寄钱属于“高额汇款”，要取到钱还要去系里盖章，系里的老师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所以每次去盖章都很不好意，好像自己是个败家子似的。我向父亲说不要这样寄钱，父亲先没注意我的意见，后来干脆每次将一学期的费用一次让我带上，省得寄钱麻烦。

在我上大学时，家里种植了一亩柑橘树，寒暑假我们一家人都会在橘树林里劳动，这是我们一家人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哥哥姐姐也还在念书，父亲也安安心心在村子里挣钱养家，不像前些年父亲、哥哥到处跑，经常见不到人，感觉一家人踏踏实实在过日子。

好不容易我大学毕业了，哥哥姐姐也在外面打工，父母经济压力总算缓解了。这个时候，父亲却又倒腾起和田玉生意了，一出门就是三两个月。奶奶姑姑和母亲都觉得他不务正业，但是父亲就是不听，依然我行我素。

正好村里响应国家政策，要搞什么高科技农业，而我村的高科技农业，就是在村宗族祠堂后山种植龙眼树林，村干部找到我父亲说，现在村里就你条件比较符合，有一定经济基础，孩子也大了，要不你来做这件事。父亲答应了，从此之后的几年里，父亲开山僻壤，一个带着书生气的农民做起“愚公”。在贫瘠的山上建果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挖掉竹根，劈开石头作成垅，父亲花了好些年才建成。谁知果园刚建成，恰逢WTO签署，国外水果蜂拥而入，龙眼价格大跌，卖个“白菜价”，甚至还不如白菜价格高，父亲最后的心血付之东流。父亲去世时仪式上要用一根带叶的竹子，我去他原来的果园上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果园已经看不见龙眼树了，都是密密麻麻的竹子、野树，人都无法进去，哪里还看得出果园的样子，父亲多年的努力化为泡影。我从野生的竹子取了一根，为了用在他的仪式上，天意就是如此弄人，世界走了一个轮回回到原点，而父亲的付出已经看不到任何的痕迹，而他也在这个山脚下，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在外面折腾也好，在下半辈子决心做一个真正的农民也好，父亲在别人认为可以享福的年纪和条件下，选择了不安分。随着年龄的增多，我渐渐理解他了，作为男人，一个有想法而屡屡不向命运屈服的男人，无非是想要一份成就感，一个他在人类世界留下的印记。

2012年的8月份，我从浙江回来，没有特别的事情，就在老家农村住了2个月，恰逢龙眼收成的季节，我也是那年真正在龙眼树下吃到父亲种的龙眼。每天父母早起，摘好龙眼，早餐过后，我用汽车送父母去县城卖龙眼。父母乐此不疲，旁边的小贩劝父母说，你们每天卖不了几个钱，还苦劳你儿子开车送你们，还要在路边等你们，连油费都补不回来，父亲哈哈一笑。虽然每天就卖个百把块钱，但父亲真的很开心，脸上的皱纹都好像舒展了许多。为了这个龙眼园他前前后后投入了30万，但一年最好的收成不过两三千，虽然是两三千，毕竟也是他自己的劳动果实，毕竟也是他多年心血的回报。每天卖完龙眼后，父亲总是会说，想吃什么我来买，得意的样子，像极了一个挖了一桶金的暴发户。

父亲的晚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市里度过，父母跟我在东莞生活了10年，回老家3年后我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父亲又在那里生活了5年（当然除了最后在医院度过的几个月以外）。村里人都觉得父母很幸福，但是我总觉得父母这一辈的人赶上一个时代，一个为人父母很凄惨的时代，就是这一代的父母，孩子走南闯北，作为父母要么选择在故乡独居，要么只能随孩子去城市生活。有意思的是，父亲刚到东莞生活时，每隔一段时间就找个借口要回老家一趟，理由总是村里有什么什么事情，要他去协助处理才能摆平。我心照不宣微微一笑，其实就是想家了呗，想回去就回去吧。

父亲适应城市生活是一个慢慢的过程，一开始，每次回老家后回到东莞，总是说家里这也好那也好。渐渐地，他抱怨的对象慢慢变了，说老家里这也不方便那也方便。其实，老家还是那个老家，因为适应了城市生活，他看老家就越来越不顺眼了。父亲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毕竟年轻时他也是走南闯北的人，所以最后城市里生活也没什么违和感，反倒喜欢上城市生活。但有时候我想，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时代，父母也像祖祖辈辈一样，在宁静的小山村儿孙绕膝，或许会更幸福。

2016年国庆节，县城的房子终于可以交房了，因为是带装修的房子，不到一个月就搬进去住了，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父亲不想在农村住，自交房那一刻起，父亲就开始在收拾收拾，做搬家的准备，每天憧憬着去县城生活的“美好”。

住在县城的那几年，父亲深居简出。2019年还去了一趟北京，去北京不是玩的，是去看病的，这是父亲生前最后一次出远门。2012年那年龙眼收成后，我和父母一起去北京旅游，回来后问父亲感觉如何，父亲说最自豪的是去参观了人民大会堂，电视上经常听说的地方，没想到自己也能进去参观，父亲北京一行最喜欢的地方有点出乎意料，竟然是中关村，父亲说很繁华，像个大都市。

在北京，我带父母参观了我的母校，其实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我想他们有生之年能让他们看看曾经含辛茹苦把我送去读书的地方是如何的光景。在北京，父亲对故宫、颐和园的对联很感兴趣，几乎每一幅对联他都抄在本子上，尽管他的身份一直向农民靠拢，但他的骨子里，依然保留些文人的情趣。

住在县城的那几年，父亲也很少回农村去看看，他生前最后一次回那小山村，没有回去看老房子，而是在山边走了走，没想到他最后走的山边，抬眼远望的那座山，竟然就是他长眠的地方。

去年回家看望他，正好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冬天，我用轮椅把他带到阳台，让父亲看看远处的山岚，这是父亲生前最后一次看到人间美好的风景。

感谢父亲，给了你和我一段父子的缘分，尽管你没能给我荣华富贵，但你能给我的都已经给了，我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