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人生风流》第二十六章
本帖最后由 罗绘 于 2025-10-11 23:53 编辑长篇小说《人生风流》
第二十六章
这天上午淮海上班时，大院门口聚集着很多上访群众，总有五、六百人，打着一条横幅:“还我劳动权还我生存权”。几十个防暴警察，戴着黑色带白条的钢盔，穿着淡绿色防弹背心，两手背在身后，叉开腿，排列在大院门口；另外还有几十个普通警察站在旁边。有个警察扬手向淮海打招呼，是刘卫东，刘卫东告诉淮海，现在“砸三铁”，市磷肥厂卖给了个人，厂里一千多工人只留两百多人，其他全部解雇，退休人员的退休工资、医疗保险和一切生活待遇全部取消。
淮海走进办公室，见市质监局副局长雍大雅坐在里面喝茶。“真是稀客。”他说。
“‘无事不登三宝殿’。”雍大雅咧开嘴说。淮海觉得他脸上很有些异样，原来他原先的一嘴大呲牙，已变成一排整齐的白玉般的小牙，已年近五旬，突然讲究起仪表来了，说不定是有了“小二”。
这时电话铃响了，淮海拿起话筒，是钱万仁打来的，叫淮海到他那里去一下。
“我没时间，有事就在电话里说。”
“大院门口的情况你看见了吧？你马上去解决一下。”钱万仁说。
“怎么解决，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事情又不是哪个机关工作作风引起的。”
“我刚到办公室，戚秘书长就把我叫去，说市长发火了，要撤公安局长和信访局长的职。你什么事不做都没关系，这事一定要去处理一下。”
“公安局长、信访局长都管不了，我也管不了，这事只有市长管得了，你叫市长去处理。”
“路主任，我不和你开玩笑，戚秘书长说，如果这事处理不好，就叫你回单位去，整风办另换人。”
“什么！他以为‘整风办’是金銮宝殿吗？你告诉他，我马上就回单位去。”
淮海扔下电话，对雍大雅说：“中央要求砸‘铁饭碗’，但不是叫他们砸人家‘饭碗’，只要还有一口气，哪个都不能没有饭碗。什么叫全民企业，就是企业的资产属于企业每个职工所有，现在倒好，全给了个人。市磷肥厂是1968年建立的，当时只是个不到一百人的企业，那时一个工人一天创造400元利润，而一个月工资只有33.5元，二十多年，像滚雪球一样将企业发展成有1000多名职工、上亿资产的大厂，那都是厂里职工创造的，突然就让他们下岗，什么补偿也没有。现在的厂长是个乡镇书记，调上来还不到一年，没有为企业创造一分钱利润，反而把企业搞亏损，凭什么企业就属于他个人了。上访工人如果想冲进来，警察和信访人员就能拦住？最起码市府秘书长去说几句话，了解清楚情况，然后汇报市长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打个电话叫我去处理，‘整风办’是个临时单位，能解决什么问题。”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顾芳接过电话后说：“路主任，门口值班室找你。”
淮海接过电话，对着话筒粗声粗气地说：“上访的事不要找我，去找市长。什么，不是磷肥厂上访的事？谁找我，陶斌？二十分钟后让他进来。”
淮海放下电话，问雍大雅：“局长今天来有什么指示？”
“我是来反映问题的。”雍大雅说。“昨天下午，我们殷局长到洗头房接受异性服务，被警方当场抓获，还从他口袋里搜出一副淫秽扑克。”
“你当过纪委检查室主任，应该知道，”淮海对雍大雅说，“这是违纪违法的问题，由纪委查处，我们只负责面上作风整顿，没有立案调查和处分权。你到市纪委去反映。”
雍大雅在市质监局，和局长殷匡衡关系紧张，雍大雅在作风整顿期间有一次接受企业吃请，被殷匡衡抓住不放，几次开会检讨过不了关，整风办也为此发了《通报》。但殷匡衡粗疏了，没有提防雍大雅曾在纪委查过案，淮海估计雍大雅一直在暗中监视殷匡衡，殷匡衡进洗头房可能就是雍大雅给公安局打的电话。
“你们不是可以发《简报》吗？”雍大雅说。
“《通报》也要等处分决定下来以后，由查处机关发，那时我们可以转发。”淮海说。“感谢你对作风整顿工作的支持。我倒觉得你们还有另外的问题需要抓，社会对你们吃拿卡要的问题意见很大，有人到市场买菜，拣好的往篮子里扔，钱也不给一分，就像小说电影里的汉奸带着太太逛市场一样，到商场拿培罗蒙西装、五粮液酒回去检测，培罗蒙检没了，五粮液送回来几个空酒瓶，还有一个台湾花房老板，听说我们正在进行作风整顿，来向我反映，说你们局机关和下属执法单位，什么人都可以去任意拿花，他在台湾可没遇到过这种事，但几天后他又来‘撤诉’，说那天喝酒了，全是胡说，显然是有人去威胁他了。别以为这是小事，就几盆花，影响可不小，说轻了影响台商向大陆投资，上升到政治高度，会影响两岸的和平统一。这事我没上纲上线，只叫你们掌书记回去认真抓一下，如果王书记、叶市长知道了，你们局长和班子所有成员，都要受到处理。”
“这事你不能轻描淡写的放过，”雍大雅露着一排玉米粒般的整齐的牙齿说，“我支持你发《简报》，《简报》报送王书记、叶市长和每个市委常委、副市长。靠我们局本身解决不了问题。”
雍大雅走后，淮海问顾芳：“你们那一届物价班有个男生叫陶斌，你认识吗？”
“认识，傻乎乎的。听说他现在成了上访专业户。”顾芳说。
“是的，他每次到市里上访，都要来向我‘汇报’。他马上要来，今天不知又要上访什么事。”
他们说的这个陶斌，1988年从黄海商校毕业后，分配到市五交化公司，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商业、粮食、供销和物资几个系统的企业第一批受到冲击，不久他就下岗了。最近五、六年，他什么也不干，就是专心致志上访，全是跟民政部门较劲。第一次上访，是要政府给他家历史赔偿。他有一个叔叔，是黄海著名的烈士，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鬼子抓住。他的家族是当地知名的药材商，很有钱，汉奸想在他身上敲一笔竹杠，就对抗日政权说，你们只要叫他家交20根金条就放人。他的叔叔当时是县委组织部长，一旦开口，当地抗日政权的损失可就大了。这笔钱本该由抗日政权负责，但政权拿不出这么多金条，就叫他家筹集，县政府写借条。金条交给了汉奸，但日本鬼子是不干这种事的，他的叔叔还是被杀掉了。近几年，陶斌的父亲从报纸上看到，红军长征时向老乡借粮打借条，现在有的得到了补偿，于是也将当年抗日政权的借条找出来，向政府要补偿。当然没有要到，陶斌就开始上访，一直上访到国家民政部，民政部有一个20多岁的工作人员，说他想钱想疯了，将他臭骂了一顿，他也朝那人拍桌子，结果被关了起来，打电话到黄海市政府，黄海市政府去北京交了2000元“赎金”，将他领了回来，又关了一段时期。他出来后又去北京，这一次带着他的精神病弟弟，来到中央信访局，附近有许多人，都是南腔北调的口音，就有一个人来和他说话，问他是哪里人，他长了一个心眼，不告诉那人，但那人听了他的口音后，去叫来几个江苏口音的人，将他和他的精神病弟弟又押送了回来。这事淮海曾劝过他，告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告政府,新中国建立已经40多年，年轻的一代，哪个还知道烈士是干什么的，叫他把借条收好，等以后国家有了政策再说，陶斌终于放弃了。
不久他又和民政部门闹了起来。他有个奶奶，已近百岁，一次，他父亲在《中国老年报》上看到黄海市板桥区民政局写的一篇文章，说板桥区怎样关爱老人，90岁以上老人每月发给100元生活费。他父亲就叫陶斌去领钱。陶斌去了，但板桥区民政局说没有这回事，陶斌就掏出报纸，民政局解释，他们有这个想法，但区财政局说没钱。两年以后实施了，但不是90岁以上而是百岁以上老人，也不是100元而是50元。陶斌又去领钱，民政局说半年发一次，七月份再来，陶斌问要什么手续，说只带户口簿，别的什么都不要。7月份以后陶斌再去时，却又说要这样手续、那样材料，每跑一趟都要冒出一样新的东西，最后又要公安派出所出证明，老人确实住在陶斌家。公安证明又是那么好出的，派出所说：“我们怎么知道住不住你家？要居委会先出个材料，还有你家所有直系亲属都要写证明材料，闹出家庭纠纷来怎么办？”所有材料办全后，到了民政局，说还要局长批，局长又不容易找到，总不能专为了他的事不开会、不出差吧。终于一切手续都办全了，会计又说没钱，叫以后再来，陶斌憋了一肚子的火气，终于爆发了，拍了会计的桌子，会计说：“你敢闹事，我打110。”陶斌将电话机摔了，闹得其它办公室人都来围观。后来还是淮海叫郑丽找区民政局会计，陶斌才领到了钱。
陶斌进来了，憨憨地笑着，接过顾芳递给他的茶杯，说了声“老同学”。
“‘专业户’，这次又和谁闹啊？”淮海问。
“还是民政局。路老师，你知道不知道，去年中央发过个文，打过仗的退伍军人每年补助300块钱。”
“我知道，补贴对象是退役军人中的‘两参’人员，我也有，行政部门人员在单位发，企业人员由民政局发。不过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虽然你叫‘逃兵’，但一天兵也没当过。”
“我老爹不是抗美援朝的吗？但民政局不发，说我老爹是卫生员，没有上过战场，属于‘参战’部队，却不属于‘参战’人员。大院门口还有十几个人，都是到越南打过仗的，有的是文书，有的是通讯员、卫生员、炊事员、饲养员，也都没发。”
民政部门就这种政策水平，“卫生员不上战场”，卫生员的伤亡率是很高的，天下本来可以无事，都是被这帮家伙逼出来的。“你和大院门口那十几个人说一声，都先回去，我跟市民政局和板桥区领导沟通一下。不要再拦在大门口了。”淮海对陶斌说。
“这个大热天，你以为我们站在门口舒服吗？”陶斌笑憨憨地走了。
这时，又来了几个人，看那架势仿佛是电视剧里黑老大出场，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秃顶、红脸、挺着大肚皮的中年男人，跟在后面的两人，一个夹着皮包，一个端着茶杯，都躬着腰。夹皮包的人上前一步问淮海：“请问哪位是纪委路主任。”
“我是市纪委路淮海，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淮海说。
“我们是市磷肥厂的，”皮包客说，又躬身朝大肚皮做了个介绍的姿势，“这是我们石总。”
“你们就是磷肥厂的，”淮海说。“大院门口上访的人，就是你们厂的？”
“是的是的，”皮包客说，“全是刁民，给‘您们’添麻烦了。但他们上访跟我们石总没关系。”
“你们厂一共有多少人，怎么这么多刁民。”淮海听了他的话先有三分不高兴，怎么像旧政权时代土豪劣绅的口气。“你们有什么事？”
“我们企业改制，换一个名称，但工商局就是不给办。”皮包客拿出一份文件递了过来。“听说路主任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就来麻烦您了。”
“盖个章要几个月，‘为企业办实事’，全是空话。”这时大肚皮开口了，冷着脸，一副气煞钟馗的样子。“你打个电话，叫他们给我们办一下。”
大肚皮把手向旁边一伸，端茶杯的人赶紧拧开茶杯盖子，把茶杯递了过去。
“具体什么情况，请你们讲讲。”淮海说。
大肚皮正喝了一口茶，听到淮海的话，被茶呛了一下，把茶杯啪地往桌上一放，气冲冲地说：“说吧，你办不办？给个态度，不办我就去找王书记。”
淮海一愣，怎么还有这么办事的，真横，他把手中正看着的材料往他身边一扔，说：“你找王书记，来这儿干什么？去吧，你去找王书记，王书记在前面三楼，你走错地方了。”
皮包客赶忙站起来打圆场，说：“我们老总不是着急吗？请领导多包涵，帮忙给办一下。”
“我总要了解一下情况吧，不能只听你们说，市委要求急事急办，那也不是这样的。”淮海说。
大肚皮不吭声，脑袋耷拉了下来，肚皮太大，坐在那里都费力，像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喘着气。
“那是、那是。”皮包客点着头说，给淮海递过一根香烟，又递一根给大肚皮，打着打火机。
“要抽烟到门外去——把情况说说。”
皮包客又把他们企业改制、也就是换个名称说了一遍，并说，市体改委、国资委都批了，就是市工商局不肯办。
“他们为什么不办？”淮海问。
“就是没送好处，还能有什么原因。没有我们纳税人养着，他们都喝西北风去。”大肚皮嘀咕着，眼睛看着别处。
淮海拿起电话，给市工商局负责作风整顿的副书记打电话，简单说了情况，叫他们来人现场将事情办理一下。在等侯的时间，大肚皮畏畏缩缩地打听淮海的情况：“你们纪委的人我熟，何国平书记的舅母娘子在我们厂财务科，监察局江波局长的妹妹和我舅母娘子在一个单位，我舅母娘子你肯定认识，叫窦维维，在市人事局，专门负责涨工资。”
市工商局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副局长许新，原是市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都认识，另一个是企业注册科科长。许新冷着脸，不看磷肥厂的人，对淮海说：“有什么事快说，只有10分钟，9点钟我要去参加会议，是叶市长召集的。”
好家伙，一个要找王书记，一个要去参加叶市长的会，全这么唬来唬去的。
“那你先去开会，事情我们下午再议。”淮海对许新说。
“下午就到我们厂来吧，我派车接你们，请二位领导也给我们一个表示的机会。”大肚皮喘着气说。
“是要去看看，但今天不去。”淮海说。
“那这样，厉科长，你去参加会议，给我签个到，把会议材料带回来。”许新对那个科长说，。
淮海把磷肥厂说的情况叙述了一遍，问许新是什么情况，许新说：“我能不能单独跟你谈谈，我不想当面跟他们吵架，他们会去找王书记。”
“那你们先回去，我了解情况后再跟你们联系。”淮海对大肚皮说。
磷肥厂的人走后，许新对淮海说了他们不给磷肥厂注册的原因。磷肥厂原先是黄海市直的明星企业，利税大户，这个大肚皮叫石万银，原是建阳县某镇书记，到磷肥厂当厂长以后，企业出现了亏损，直至严重亏损，厂里的产品销路很好，但销售款收不回来，又以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名义，用两千多万贷款，买了一套淘汰机器，个人从中拿回扣，机器堆在厂里空地上，周围长满半人高的草。企业申请破产，法院不受理，原市长施光耀就将企业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石万银。但石万银在改制过程中，另外成立了一个万银责任有限公司，将原企业优良资产――土地、房屋、设备、资金都转移过去，而将不良资产都留在原企业，比如债务、国外的淘汰设备等等，银行债务就是5000多万，还有退休职工、下岗职工，这个大包袱也留在原企业，“他以极低的价格买了一个企业，又把企业的债务和负担扔给了国家，路主任，你是经济理论专家，只要你认为这样的企业能批准，我马上就批给他们。”许新说。
“这是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但问题是，石万银想这么干也不可能呀，这是由政府有关部门具体操作的。”淮海说。
“我们哪说哪了，他们都被喂饱啦！听说体改委的江主任还是他们要新成立的公司的股东。当然，这都没有根据，你不要当真。”
许新走后，淮海给市工商银行行长打了个电话，然后对顾芳说：“小顾，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到饭店吃饭，要了一碗面条，面端上来后他没有吃，用面换了一碗饺子。吃完后叫他付钱，他说：饺子是我用面条换来的，叫他付面条钱，他又说我没吃面条为什么要付钱。你觉得这个故事可笑吗？这是个古代笑话，不是真实的，但我们现在有许多企业改制，却是在演绎着这个荒唐的故事：用国家的企业作抵押借国家的钱，再用国家的钱买国家的企业归个人，用这种方式实现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这在经济发展史上还是个创举。我已和市工商银行联系过了，你下午去了解一下市磷肥厂的贷款情况。”
中午下班时，上访工人和警察还在大院门口，但人已经少了很多，中间清出了一条路，让小车进出。淮海走到门口时，又想到了石万银那隆起的大肚皮。
顾芳调查的情况，磷肥厂的银行债务不是5000万，而是6500万；就是说，石万银从国家银行得到了6500万资金，用这笔资金建立一个企业，却让原来的企业承担债务。淮海给市体改委企业产权改革科科长韦国民打电话，韦国民接到电话说：“路主任吗？真巧了，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有人请我约你今天晚上聚聚，就是吃个饭，洗把澡，娱乐娱乐。”
“先不谈这事，”淮海说。“市磷肥厂改制的情况，你清楚吗？”
“清楚，有什么问题吗？”
“你现在有时间吗，能不能到我这里来一下，把磷肥厂改制的有关材料也带过来。”
不多一会，韦国民来了。“什么事？”他有些紧张。
“大院门口磷肥厂工人集体上访你看到了吧？”
“看到了。”
“上访的原因你知道吗？”
“知道。但是，路主任，企业改制是中央的政策，你是搞经济理论的，改革嘛，肯定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
“你的意思是我不懂经济政策？”淮海不高兴地说。体改委和经济研究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人员，他们那点经济理论水平，他从来就没放在眼里。“那我就告诉你，还在1982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我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内容就是谈中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改革的问题，观点是建立股份制企业，除极少数关乎国计民生的企业由国家控股，其它企业均由私人资本控股。已经过去了15年，现在进行的企业改制还是试验性阶段，将来力度会越来越大，现在只是亏损企业、破产企业改制，将来盈利企业也要改制，这样才能和市场经济的体制相适应。再过五、六年就可以得到验证，我们都能看到。我的话你明白吗？我不是不懂经济政策，更不是反对企业改制政策，我是不赞成你们搞的这种改制。我再把话扯得远一点，当年我们搞土改，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贫雇农，但也给地主、富农留了地，因为他们也要吃饭，对城市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实行的是‘赎买’政策，而不是‘剥夺’，直到文G时期还给他们付利息。这是推翻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尚且如此，而你们搞的企业改制，却将企业工人剥夺得干干净净，难道也是中央的政策？不错，改革是经济利益的调整，正因为如此，所以必须兼顾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而不是你所说的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你们将企业卖给个人，其实是送给个人，而工人的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等问题，都考虑到了吗。这里面有没有腐败问题另外再说，就市磷肥厂的改制而言，是不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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