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伴，未到白头
相伴，未到白头 前年4月，妻从舞厅回家，告诉我说，跳舞时，右手右脚好象不自如了。我催她去医院查查，她老是借口推迟。后来，还是我的坚持，陪她去了医院。医院的两次核磁共振，结论还不能肯定，是否脑胶质瘤？我上网搜了，这个病真是凶险，我被吓掉半条命。幸亏她不会上网，我也没有告诉她。我在不安和焦虑中考虑着她的进一步确诊和治疗。为了她，我用上了尿不湿乘长途车去上海。为她的求医作先期准备。在此以前，我上网为她找上海华山医院的专家挂号。因为没有办银行卡，老是在挂号时卡在那里。我不得不请人帮忙，但我最后还是去另一家银行办了银行卡。气人的是，挂号时，银行卡仅是形式而已。有幸的是邻居关系好，让邻居代照看妻子。妻子在我去上海时还能骑车，打电话。但我带她去上海放疗后，自理功能已经丧失。四次放疗，八万多元。医生说得严重，六个月后，病人的右手右脚将不能正常使用。我就是带着这个包袱，为她的延年和少有痛苦而奔忙着。做放疗的上海医生很有经验，他已做过一万多例病人。我说她的五脏六腑都好，牙一颗不缺。医生说，指挥部有了问题，我心想，难道农村不能包围城市吗？离开上海前，我带她看了中医大家何教授，他开了脑瘤丸，开了一大箱保健品，还有一麻袋的草药。他说，病人放疗是对的，中医治疗也是及时的。他的话让我自信。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这关乎妻子的生命悠关。我羡慕历史上的四代同堂，那是有继承有照顾的传统大家庭。反思现在各自为政独立无援的小家庭模式到底有什么好？陪妻在上海治病的那半个月里，医院里的病友都是脑肿瘤的患者，他们的故事总是让我悲伤。遇到亲朋好友们打电话来，我老是想哭，但我强忍着。人在遇难时得到的同情和关爱总是比金子珍贵。我的泪眼汪汪，我真的好想大哭一场，痛哭一场。我在病房里写了“真想和你一起走”的诗。在此以前，我作了最坏的打算，买了录音笔，录下了我和她一起念诵经文的声音。妻的姐夫问我准备了墓地没有，我说再等等。这一场横空出世的风暴，将我们这个几十年苦苦支撑起来的老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一直怀疑我的正能量，为什么在经历了4月份人生最痛苦最无奈最困难的时候，到6月份单位体检，肾结石居然消除了，而高血压也比去年低了一点。我在上海医院，那怕一点可利用的时间，我也挤出10分钟在没人的地方跑步，打太极拳。我明白，我的健康是她康复延年的基石。我对自己说，我是“老红军”，不怕死；我是“老八路”，我勇敢。我们这一辈子，从农村插队锻炼，回城。正能量不缺，还怕什么？我的全部心思全在她的身上。我为她按摩足三里，健她的脾胃好吃药；我为她按摩手和脚上的相关穴位，用远端的穴位刺激脑部神经；我为她读她过去的日记，唤起她的回忆；我为她出题目做算术；我让她读报纸标题；我让她捏健身环；我陪她散步写字；我为她精心计算和安排每天的吃药时间和药量，不让她被过度治疗；我总是第一天买好菜放冰箱，第二天一早就煮好饭菜，然后陪她去医院挂水、、、、、、她健康的时候，两个人配合得很好，生活有分工。现在，所有的家务，全部落在我一人肩上。她离不开人，我只有乘她刚睡时，外出采购。为了她，我牺牲了写作、绘画、上网，牺牲了游泳、开车、、、、、、都是几十年的夫妻了，彼此没有说过一句“我爱你”，但几十年的风雨，考验了一个家庭，几十年的相伴，深化了夫妻两人的情感。去年春节以后的例行核磁共振检查，让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妻的头部检查出现了新的病灶，虽然这是可能发生的事，事先也有准备，但还是心重如山，喘不过气来。按照应急预案，我马上挂通了北京**国际医院的预约电话。这次寻找新的治疗途经，是因为去年上海医生说放疗第二次没有意义。而互联网上查到这家医院拥有美、英、法、德一流设备和技术，尤其拥有超声刀，而无副作用，我以为很理想。很快，妻的表妹为我们抢购了火车票，因为春运还没有结束。看着三张上铺票，我好无奈。一个脑肿瘤的病人说什么也上不了上铺。上了火车，我在整整一个车厢，寻找一位愿意为脑肿瘤病人换下铺的旅客，好不容易找到，他却怎么也不肯收下上下铺票的差价。我只有双手合实，以表敬意。第二天早上到了北京火车站，出了20元，请“小红帽”用车把妻送到出站口，没有便民服务，妻很难走到出站口。表妹是个能干的，她在车站附近找了钟点房，让妻休息，等下午2时的火车，直通燕郊。坐上出租车来到**国际医院，我拨通了预约电话，突然我有一丝丝的寒意，这家医院怎么看不到人？我开始怀疑这家医院是否有超声刀？先到9楼肿瘤科，医生说没有超声刀，我的心一直沉到楼下一层。再到10楼放疗科，医生说可以放疗，是什么“四维”的，我可没听说过，后来才知道，仅是直线加速器。医生很快就给做了脑瘤的定位检查，还有其它检查，到交费时，我才看到庐山真面目，是河北的**医院。这时我心中大呼“上当”。随即单位来电话告之，说这家医院的治疗，回家不好报，并非北京的正规医保医院。好在花了七千多元的检查费后，又得知了非医保医院的真情，我们中止了治疗。重新回到北京，挂了北京肿瘤医院的号，还挂了同仁堂中医院的号。原来，北京的肿瘤医院很多，一般设专科，如肺部肿瘤，胃肿瘤。外地人不了解这个情况，很少有对症的。因为留了一手，我还是与上海医生进行了联系。上海医生说，新病灶还可以放疗。我们三人只有动车一回，从北京来到上海。因为是老病人，到上海当天，下午就抽血检查，晚上就核磁头部定位，直到半夜12点，通知放疗。放疗一个小时，回病房即挂水，进行脱水处理。这一夜，我可是没睡半分钟。第二天上午10时，又进行第二次放疗，这才放下了脑部定位器。部队医院的治疗是非常及时的，一批又一批的病人来到医院，一般都会得到及时的治疗。到上海，从一下火车站，我们便看到了长达几百人两支等候出租车的队伍，因为有病人，我们在入口处得到照顾，优先上了出租车。在上海看名中医的时候，一般预约要等一个多月，我们说明了困难，正好有一位预约的病人去消预约，让我们钻了空子。此时，北京正在开人大和政协会，我不知道，当今社会上汹涌的“癌潮”是否被代表们重视。只是在随后的一份报纸中，我看到了一位记者对“癌潮”的分析和报导。求医之路，亦是相伴之路，肿瘤医院的院长曾私下告诉我，妻的肿瘤只有一年半的生存期。曾经我也乐观过，她能和我散步，和我打乒乓球，我还扶她骑自行车、、、、、、现在，我的头脑清醒了，相伴的时间有限。我把妻再次送进中医院的肿瘤科住院。医生给她挂水。没挂几天，妻处于昏迷状态，挂水无效，手和脚都浮肿了。我叫停了医疗。让医院的救护车将妻子送回家中、、、、、、我与妻的相伴，随着追悼会的召开而结束。相伴，没有到白头，这是很多年前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在生命的无常和有常之间，没人能看到有没有墙？有没有窗？相伴是幸福的，四十年的相伴可以回顾和品味一辈子。现在，我仍然相伴着她留下的照片影集，我准备在我百年后，带着影集去天堂找她，继续做灵魂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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